袁殊，诞生于1911年的湖北蕲春，自15岁起便踏入社会，艰辛谋生。在其间，他曾短暂赴日本留学。1931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情报事业。为了拓宽情报网络，袁殊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干社”，以及青帮和洪帮。在党组织关系中断后，他又加盟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然而，因“怪西人案”身份暴露，他曾一度淡出公众视野。抗战期间，潘汉年将其重新启用，随后他亦加入军统。同时，借助与日本人岩井英一的深厚关系，他得以进入汪伪政府，为中国共产党搜集情报和保障情报人员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其情报生涯中，袁殊的行为亦存在诸多疑点，如“怪西人案”中的自首举动、与岩井英一的密切联系等。
岩井英一，于1899年诞生于日本爱知县。中学毕业后，他踏上征程，抵达上海，并在此就读于东亚同文书院。学成归来后，他投身于日本外务省的怀抱。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担任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新闻发言人一职，与上海滩的中外记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这为他日后投身情报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岩井英一再度被委派至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履任副领事一职，主要负责情报搜集任务。他创立了“岩井公馆”，该机构成为日本外务省在华设立的关键情报机构之一。
1935年与1939年间，袁殊历经两次被捕，前者系由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所拘，后者则落入特务机构76号之手。在两次被捕之际，岩井英一均伸出援手，给予了袁殊诸多协助。岩井英一在其回忆录《上海回想》中对营救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记录。此书于1983年问世，然而在我国尚未出现中文译本，在日本亦为私人印制之书。尽管个人回忆录的局限性使得史料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但至少为我们研究袁殊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
岩井英一（左）袁殊（右）合影
第一次营救
1931年，袁殊创立了《文艺新闻》，该刊物后成为左翼联盟的官方出版物。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并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转至中央特科，投身于情报工作。凭借在上海滩的名记者身份，袁殊得以频繁参加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从中获取了一些国民党内部的机密信息。此外，他还得以出席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在这一过程中，他结识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新闻发言人岩井英一。
“袁殊具备从事谍报工作的天资，其情报来源广泛。我最初与他接触，意在利用其情报网络。然而，随着交往的日益加深，我发现他聪慧过人、才能卓绝，尤其在性格上与我颇为契合，因此，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笼罩下，1935年，上海地区的中共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袁殊的上级不幸落网，自那以后，他与党组织便失去了联系。为了重新寻找党组织，袁殊主动联络了夏衍，请求他将一封致组织的信件转交给江苏省委或上级组织，以期重建组织关系。鉴于中央特科与普通共产党员之间不得相互联络的规定，夏衍起初拒绝了袁殊的请求。但在袁殊的坚持不懈下，夏衍最终同意将信件转交给了蔡叔厚。彼时，蔡叔厚的工作关系已转入共产国际，并负责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工作。鉴于当时远东情报局在中国急需情报人员，袁殊的背景和能力恰好符合要求，因此蔡叔厚将袁殊的工作关系转移至共产国际，并与中共的关系彻底断绝。自此，袁殊成为了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仅与共产国际的交通员小李保持单线联系。1935年6月，上海发生了“怪西人案”，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上海情报小组的负责人华尔顿被捕。交通员小李和华尔顿的秘书陆海防亦被捕，并选择了叛变。在他们的指认下，袁殊也被捕了。
岩井英一在其回忆录中记载：“某日，袁殊之妻亲自登门造访，告知我袁殊因苏联间谍案之故，已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拘捕。她恳请我向上海市政府施加压力，协助营救袁殊。”
岩井英一，彼时乃日本强硬派对华政策的中坚力量。尽管身处外务省，其强硬立场与军方无出右者。袁殊妻子的一番话，让他立刻想起了前一个月在天津发生的悲剧——一位亲日报人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事件。1935年5月初，天津国权报社的社长胡恩溥、振报的社长白逾桓，两位坚定的亲日报人，在天津租界相继惨遭枪击。这一事件激怒了日本政府，他们认为这是国民党有预谋的反日行为，遂强硬要求中国政府彻底调查凶手。
岩井英一曾提出，通过利用天津亲日报人遭暗杀事件对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施加压力，或许能成为释放袁殊的巧妙途径。为此，他拜访了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山田纯三郎。山田纯三郎，1876年出生于日本青森县，乃山田良政的同胞兄弟。山田良政于1900年10月随孙中山参加惠州三洲田起义，英勇献身。山田纯三郎立志继承兄长遗志，追随孙中山投身中国革命。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山田纯三郎的住所遭到袁世凯派出的刺客暗杀，导致山田纯三郎两岁的长女不慎摔倒，终致终身残疾。此后，山田纯三郎在上海寓居二十余年，与国民党高层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山田纯三郎愉快地接受了委托，亲自登门拜访吴铁城，将岩井英一的要求一一转达。他引用了天津亲日报人遭暗杀的前例，力劝吴铁城尽快释放袁殊。在岩井英一的回忆录中，他自诩道：“自山田纯三郎与吴铁城会面之后，袁殊便即刻获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岩井英一虽然参与了营救行动，但并未成功救出袁殊。袁殊随后被押送至武汉接受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九个月。后来，鉴于袁殊的自首行为，刑罚得以减至一年八个月。他在武汉反省院服刑八个月后，便按照保释规定被释放。
第二次营救
1939年五月末，汪精卫为筹建伪政权，前往东京拜谒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当时的日本，对于其培育的伪政权，并不希冀其成为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复制品。他们憧憬的理想政治格局，是在汪精卫的伪国民党之外，能另有一个势力雄厚的政党与之分庭抗礼。
当时主导建立汪伪政权的日本幕后策划者影佐祯昭，鉴于岩井英一在上海拥有庞大的社交网络，便主动与他接触，向他提出了创立新政党的构想。他强调，新政党不应吸纳一群无足轻重的政界遗老、市井无赖之徒，而应是一个在日本势力影响下，完全由我国人民自主创建的充满活力和影响力的政党。
岩井英一深感这项工作正是他心中的“理想”所在，亦是他长久以来的夙愿，因此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他逐一梳理了所熟识的中国友人，最终认定袁殊具备完成这项工作的能力。在岩井英一的邀请下，袁殊脱颖而出，成为了筹备新政党的中方核心成员。
袁殊才智过人，他主导的新政党运动进展神速，迅速形成了磅礴的声势。岩井英一在回忆中提及：“这一组建新政党的运动，迅速通过各种渠道传至华北、伪满洲国，甚至日本国内一些政治要人的耳中，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当时，许多前来上海的日本政界知名人士，如中野正刚议员、金光庸夫众议院副议长、驹井德三‘满洲国’总务长官等，纷纷约见我，向我请教新政党运动得以迅速发展的奥秘。”
汪精卫叛国投敌，随即抛出了“和平、反共、建国”的施政方针。为与汪精卫所领导的伪国民党形成对抗，袁殊毅然响应，提出了“兴亚建国”的口号，并得到了岩井英一的赞同。自此，组建新政治力量的行动被世人统称为“兴亚建国运动”。
1939年，岩井英一携同兴亚建国运动的几位核心成员，拜访影佐祯昭并留下了合影。在这张照片中，前排右侧第二位便是岩井英一，紧随其右侧的是影佐祯昭。而在影佐祯昭的右侧后方，露出面容的则是袁殊。
在袁殊的领导下，“兴亚建国运动”迅猛发展，这无疑引发了汪派伪国民党的高度警惕。为挫败“兴亚建国运动”，周佛海散布谣言，声称岩井英一是日本共产党的成员，企图挑拨岩井英一与日本军方之间的联系。
岩井英一深知，谣言的持续蔓延已对自身的“兴亚建国运动”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了平息流言，岩井英一特地联络了与周佛海交情颇深的日本驻华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希望通过他的引荐，与周佛海会面，意图通过面对面的沟通，使周佛海停止散播不实之词。
“我语气坚决地诘问周佛海，为何捏造我是日共党员的谣言？在日本右翼圈内，我亦颇有名气，你的污蔑对我声誉造成了严重损害。然而，你才是真正的中共创始人。希望你今后能够停止对我进行诽谤中伤。”此外，岩井英一还为袁殊辩护，期望周佛海今后不再刁难袁殊，切勿再以袁殊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作为借口。
周佛海进行了辩解。岩井英一，这位老谋深算的狐狸，深知若继续强硬下去，双方关系将陷入僵局，对双方均无益处。于是，在言辞激烈一番之后，他转而采用柔和的语气，称赞周佛海不顾个人安危，从重庆脱身，为中日和平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场谈话最终得以圆满结束。
“记得1939年8月的一个日子，那位每日都会前来拜访我的袁殊突然人间蒸发。我心中不禁猜想，他或许遭遇了不测。于是，我派人四处探访，最终才得知，他已被丁默邨领导下的特务机关76号拘捕。”
特务机构76号
为防止“兴亚建国运动”半途而废，岩井英一迅速展开了对袁殊的营救行动。他即刻与影佐祯昭取得电话联系，迫切期望影佐祯昭能够出面，对丁默邨施加压力，促使尽快释放袁殊。与此同时，岩井英一还特地邀请了武术高手武井龙男（日本唐手道中兴之祖植芝道场的传人）一同前往76号要地。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担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新闻发言人的岩井英一，因山本荣治（1938年于北平被军统击毙）的引荐，与丁默邨建立了联系。岩井英一曾寄望于亲自登门，相信丁默邨定会卖个人情，促成袁殊的释放。然而，丁默邨却未给岩井英一面子，坚决拒绝释放袁殊。
丁默邨与李士群合影
岩井英一于是转而寻求替代方案，安排影佐祯昭负责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鉴于这项任务唯有袁殊方能胜任，他提出了借调袁殊两周的要求，待任务完成后，再将袁殊送回76号。从请求放人到请求借人，这一转变充分考虑到了丁默邨的面子。最终，丁默邨同意了将袁殊借出的请求，为期两周。
岩井英一深知，若能将袁殊暂时借出，主动权便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他将袁殊安置于浦江饭店的私人房间，并派遣武井龙男与其共住。尽管丁默邨屡次请求归还袁殊，岩井英一却始终未曾妥协。岩井英一事后回忆道：“当时在应允借人的同时，丁默邨便已料定袁殊难以重返76号。他索人之举，不过是一种姿态，徒作表面文章罢了。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正是在浦江饭店的这段时光里，袁殊完成了《兴亚建国论》的撰写，并以严学军的笔名在“兴亚建国运动”的官方刊物《兴建》上予以公开发表。自此，这部作品便成为了“兴亚建国运动”的纲领性文献。
自袁殊被捕一案发生之后，“兴亚建国运动”由暗中进行转变为公开运作。1939年9月，潘汉年重返上海，随即与袁殊取得情报上的联络。遵照袁殊的请求，潘汉年将翁从六自桂林召回上海，协助袁殊展开工作。与此同时，潘汉年还派遣鲁风、吴诚之等共产党员潜入岩井公馆，协助袁殊执行任务。
兴亚建国运动要员齐聚“岩井公馆”，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袁殊与岩井英一的交情维系得颇为融洽。当1983年岩井英一在日本推出个人回忆录之际，他依旧未能识破袁殊的真实身份。回忆录中洋溢着对袁殊的赞誉与深切怀念。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中共在情报工作中的高超技艺，同时亦展现了袁殊的独特魅力与卓越情报才能。1955年，袁殊因“潘汉年事件”而身陷囹圄，长达二十余年。直至1982年9月，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其名誉的一个月后，袁殊亦得以昭雪。党组织恢复了他的名誉与党籍，并批准他自国家安全部离休。
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发行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七十七卷）中，特设专章详述了袁殊的生平与事迹，对其历史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传记的结尾，如此总结道：“袁殊的一生，在荣辱、金钱、生死等严峻考验面前，始终坚贞不屈。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使命：‘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将个人的一切奉献给党的事业，而比生命更艰难的，是舍弃个人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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